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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50年12月20日黄昏，台北省议会厅灯火炽亮。会议正酣，傅斯年忽然用手按住太阳穴，随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向讲台。两个小时后，这位旧日北大风云人物、五四总指挥、台湾大校园长宣告离世，终年五十五岁。此时，外界并不知道，他随身带来的几件“纸片”，已在两岸别离的尘土中，悄然改写了不少人对那段年月的认知。

  傅斯年一贯行事果断，却对学术与文明分外珍爱。1945年夏天，他与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奔赴陕北延安，一路风沙，飞机在临降前还因气流剧烈波动。落地那一刻，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站在跑道止境，身着灰布衣，神态专心。五天后，傅斯年脱离延安时，行囊里多了一卷题写的七言诗轴、一张与周恩来的合影、一封亲笔信及两张请客请柬。这些原是预备回重庆后交给国共和谈档案的“参阅件”，却一差二错地流浪到了台湾。

  送出的诗句出自钱惟演：“不将寸土分诸子，刘项原来是匹夫。”寥寥十四字，崭露头角。延安窑洞里，傅斯年听后哈哈一笑，随口说自己不过“陈胜吴广”罢了。没马上回应，提笔落字算作答复。多年后，研究者细读此轴，发现落款处用的是“泽东手书”而非“书”，似有故意淡化身份之意，可见彼时对国共商洽的慎重。

  傅斯年与周恩来合影更为稀有。拍照当天，傅斯年穿灰色中山装，周恩来系深色领带，二人并肩而立，神色轻松。摄影师按下快门之前，周恩来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多走动，总会有路。”全幅相片没有揭露刊印，底片一向随傅斯年曲折。台湾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”旧档案目录里，这张相片被简略标示为“重庆时期私家留存”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收拾文献时才从头编号。

  回到1945年秋，傅斯年在陪都重庆先后向蒋介石、张群陈述延安所见。蒋介石问他：“延安可有可取？”傅斯年答得爽性：“延安空气很新鲜。”蒋介石面色微动，未再诘问。访延陈述终究被国民政府以《陕北调查纪要》归档，不久便在内战炮火声中埋没。可手迹与周恩来合影却被傅斯年私自留存，原因议论纷纷：有人说他想念“文物价值”，也有人说他计划等平和曙光再拿出来作证。实在动机已无从考证，但这些材料的确跟着他东渡岛屿。

  1948年末，蒋介石拟定“文明人士护卫名单”，傅斯年独占鳌头。他一度犹疑，闭门三昼夜，终究带着大批北大旧卷、史语所郊野考古笔记、一口木箱私家信札登船。箱底垫着的，正是那卷“泽东手书”和那张“台面不开”的合影。抵台后，他接任台湾大校园长，康复北大式“教授治校”传统，校园里容许学生阅览《新华日报》影印本，乃至评论《论联合政府》。蒋介石屡次进校要人，傅斯年拦在校门口：“这是我的地盘。”一句“我的辖区”后来演变成台大校史里的传奇。

  1950年冬，他在省议会为教育经费激辩，心情激动导致高血压复发。去世当夜，蒋介石电令“全力抢救”，但为时已晚。傅斯年的学生收拾遗物时发现那只旧木箱，除诗轴、周恩来合影、两封交游信函外，还有黄炎培的延安商洽手稿、张澜的亲笔贺卡。校方起先想将物件直接移送“国史馆”，可史语所学者力主“按学术材料保存”。尔后几十年，这批材料熟睡于台大图书馆地下室的恒温库，档号CX-456至CX-460，门槛甚高，很少人能调阅。

  有意思的是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岛内吹起“史学热”，年青学者急于查阅近代革新材料。一次文献清点中，馆员意外从牛皮纸袋里抽出傅斯年签名的“合同欠据”，旁注“如平和完成即付北京大学史语所”。这行小字让人唏嘘：傅斯年或许诚心期望同一所大学、同一种文脉跨过海峡持续延伸。惋惜的是，彼时两岸尚无学术来往途径，欠据只能原封不动保存。

  1992年两岸民间沟通增多，学界开端追索傅斯年遗存。台大方面经过多轮证明，决议发布部分印象。周恩来合影第一次在杂志内页呈现，引得史学界哗然——由于此前坊间撒播的傅斯年相片多为个人肖像，没人见过他与周恩来同框。相片注销后，大陆多位研究者联络台大，期望获取高清版却未果，原因首要在于台大对“傅校长遗愿”有自己的解读，仍旧慎重。

  相比之下，手迹的揭露愈加绵长。2005年，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“近现代名人墨迹展”，策展阐明上呈现“泽东手书”五个小字，却暂时撤下。直到2011年春，史语所与台大联办“傅斯年去世六十周年纪念展”，诗轴才在特制玻璃柜中时间短露脸七天。柜前人群川流不息，许多观众只知道那是翰墨，却不了解诗句反面的涵义。同一展厅里一起陈列了傅斯年早年在《新潮》杂志宣布的社论影印本，策展人试图用并置的方法复原一种“青年共同体”的前史情境。

  一些学者提出，傅斯年留下这批文物，原意可能是见证五四同路人之间的思维磕碰。也有的人觉得，这不过是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对纸本记载的天然依靠。无论如何，七十余年曩昔，那卷诗轴与那张合影都在提示世人：启蒙、抗战、内战、割裂，环环相扣，个人际遇与民族命运互为镜像。

  现在再回读傅斯年留下的材料，会发现几处细节分外耐人寻味：诗轴反面傅斯年的题签只写“延安纪念”，淡墨轻描；合影相纸反面却用钢笔马虎记取“周公儒雅，余甚敬之”。两行字既不张扬亦不隐晦，却在无声处泄漏他对周恩来人格魅力的认同。档案界有句行话，“言外之意常藏暗码”，放在这儿再恰当不过。

  台湾高校图书馆的恒温库里，恒湿灯光下的诗轴与相片仍然静静躺着。隔着海峡，两位巨人早已成为前史巨像，傅斯年的学术志向与政治踟蹰也已封存在档案盒。但那一纸手迹、一张印象，却在无形中打通了本来截然切割的回忆，为后来者供给了一条能够跨过年代与态度的调查途径。